黄帝身世之谜（上）

此为拖延良久的构建“虞朝”系列首篇。欲破此题，就不得不对五德终始说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故而本篇文章主要阐释五德终始说。

这段记载，是迄今为止关于五德终始说的较早具体论述。《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晚期著名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杂取天下诸子百家学说编撰而成的杂家名著，以为秦君日后治理天下之宝典。《应同》所取五德终始说，据传出自战国时期稷下学宫阴阳家学者齐人邹衍之论。所谓“五德终始说”，并不难理解，就是认为“王权”的朝代更迭是由五种德行所决定，即大众所熟知的“金、木、水、火、土”五行。

不论是商汤伐桀（鸣条之战）还是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商朝替代夏朝和周朝替代商朝，都是通过武力或者说是暴力实现的，故而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认为五德的更迭是相胜的关系，原理就是大众所熟知的五行相克，即木克土（树木的根系可以扎进土里）、金克木（金属工具可以砍伐树木）、火克金（火可以融炼金属）、水克火（水可以浇灭火）、土克水（水来土掩）。五德终始说中更准确的描述是：木德胜土德、金德胜木德、火德胜金德、水德胜火德、土德胜水德，然后就按照这个顺序循环往复。

有的现代人会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不值一提。诚然五行学说不符合唯物史观，且被如今中学教科书定义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甚至早在元明清三代即已否定五德终始说在国家层面的现实价值。必须认清我们如今探讨五德终始说的目的，不在于推翻它，因为它早就被推翻了，而在于考察其所反映的古人的思想观念。

当然如今许多大众是相信历史循环论的，认为自秦以来一直存在着历史周期律（必须注意国家官方论述用语是“历史周期率”而非“历史周期律”，“率”具有不确定性和可打破性，“律”则是规律法则，具有确定性和不可打破性），甚至认为自秦至清的两千年中国的历史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是循环停滞的，事实上这是对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所致，且并未比五德终始说高明到哪里去。当然不可否认“历史循环”的体验并非空穴来风，正是因为过往大多掌权者（更枉论民众）对历史的认识、应用以至于领悟实属浅薄，方才导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五行学说的相生相克关系

“五德终始”显然是作为“律”被提出的，“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只能是“天”，因此“五德终始”是天命，邹衍只是规律的发现者，而这个规律自然是从历史中所总结出来的。天欲更迭“王权”，就必然在人间有征兆祥瑞作为预示，接收者即为得天命者，既得天命，就得按照天所赐予的德行治理天下，邹衍依此得到道统谱系：黄帝(土德)→禹(木德)→汤(金德)→文王(火德)。

那么接下来代替周朝的就是水德，在《吕氏春秋》编撰此学说时，这个水德政权仍然无法确定，故而未言得水德天命者为何人见何征兆，甚至补充说如果得水德者迟迟未能取代周朝火德，天命就将跳过水德而徙至土德。当然如今我们已然知道最终的结果：秦国灭周并最终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对此《史记》载：

由此来看，似乎秦代周命的历史事实印证了五德终始说。按照太史公（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合称，《史记》本名《太史公书》）的载录，秦始皇接受了五德终始说，我们不妨再看看在《史记》中另外的相关记述：

按此记载，秦始皇采用五德终始说是受到当时有些人的进言，其中进言的缘由与《应同》关于五德终始说的表述细节上存在差异，但基本架构相同。只是非常值得可怪的一点，此进言声称秦得水德征兆之人是秦文公。至此我们需要回顾《应同》中历代获得征兆之人，其中禹对于夏以及汤对于商的地位毫无疑问，在如今的朝代表中分别是夏朝和商朝的第一任君主，而周朝的情况却有些许复杂。周文王是周的“始王者”（所谓“文王未王论”，纯属是自唐以来为维护正统伦理而出现的卫道腐儒之见），但灭商却是由周武王才得以实现的。

这般情况下，应当是“始王者”周文王获得天命征兆，还是实现灭商的周武王呢？《应同》给出的答案是周文王，将其与夏朝建立者夏禹和商朝建立者商汤并列。如果得征兆者是奠基者的话，夏当为鲧、商当为契、周当为后稷弃或者公亶父，禹、汤、文王是轮不上的，故而得征兆者当为朝代建立者，即在《应同》这篇战国文献看来，周朝的建立者是周文王而非周武王，也即认为周文王称王以后至武王伐纣功成，是商周两朝并存的局面。

那么秦文公是秦的奠基者或者秦朝建立者亦或灭周者吗？都不是。秦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奠基者有开国君主秦非子、始列诸侯者秦襄公，灭周者有使周天子不复再立的秦昭襄王、彻底亡周的秦庄襄王，秦朝建立者自然是秦始皇，这其中之一获得天命征兆都有一定说服力，特别是由秦始皇见证可谓名至实归，但这种征兆却偏偏落在秦襄公之子秦文公的统治时期。如此只能说明，战国时期提出的“五德终始律”在征兆方面于秦始皇时期就已然破产。

汉朝也采用五德终始说，但其历程异常曲折。西汉初年，汉高帝刘邦听从张苍之言定汉为水德。西汉中期实行太初改制，汉武帝刘彻改汉为土德，司马迁即“汉为土德”的倡导者之一，其认为汉朝应当是革秦朝水德之天命而得土德之天命。太史公以《五帝本纪》为首篇，又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是存在着“汉为土德”的政治诉求。在《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认为自己是黄帝后裔，不难理解太史公的家国情怀促使其希望黄帝之德再现。

当然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知道，“汉为土德”同样未能成为定论而为“汉为火德”所替代。按照《汉书·律历志》中引自西汉末年汉室宗亲刘歆所著《三统历谱》中关于五德终始说的论述，“汉为火德”所基于的五德终始说之模式为五德相生，从而迥异于邹衍五德相胜的模式，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为贬秦朝为闰统而非正统，于木德和火德之间置水德闰统，便是如下的道统谱系：太昊炮牺氏(木德)→共工(水德闰统)→炎帝神农氏(火德)→黄帝轩辕氏(土德)→少昊金天氏(金德)→颛顼高阳氏(水德)→帝喾高辛氏(木德)→帝挚(水德闰统)→帝尧陶唐氏(火德)→帝舜有虞氏(土德)→夏后氏(金德)→殷商(水德)→周(木德)→秦(水德闰统)→汉(火德)。

至此我们可以对比邹衍的五德终始道统谱系（以下简称“邹”）、《封禅书》中对秦始皇的进言（以下简称“秦”）和刘歆的五德终始道统谱系（以下简称“刘”）：

“邹”和“秦”整体逻辑基本一致，但“邹”显然在征兆上是全然对应具体的个人，而“秦”则除黄帝以外，皆言国家得征兆，有淡化“邹”本质是言朝代建立者得征兆而回避秦始皇未得水德征兆这一逻辑漏洞的嫌疑。由于“邹”为“秦”的底本且更准确，之后就只提及“邹”而不再提及“秦”。

“刘”显然比“邹”要来得精巧复杂，但“刘”存在致命的问题，就是“邹”言之凿凿的禹（夏）为木德、汤（殷商）为金德、文王（周）为火德到了“刘”这里，却变成了夏为金德、殷商为水德、周为木德，可谓是公然篡改。如此篡改的目的为何？就在于“刘”所需要的历史逻辑不同于“邹”。之前我们就提及“邹”的“五德相胜”，是基于夏商和商周的更迭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史实，而“刘”的“五德相生”所基于的则是“和平禅让”的“史实”。

汉光武帝刘秀

说到“禅让”，典范莫过于尧舜禅让，而这正是西汉末年所需要的。由于汉武帝的穷兵赎武，西汉国势走向下坡路，虽有昭宣中兴，但宣帝所看重的两代接班人元帝和成帝，一个懦弱，一个昏乱，使汉朝衰微之象尽显，汉儒寄希望于尧舜故事再现，并形成舆论，可这显然对汉帝不利。汉帝及宗室欲自救，便自认帝尧后裔，而后进行“再受命”。宗室主要提供理论支持的就是刘向、刘歆父子，“刘”因此应运而生。哀帝对此进行实践，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为舜后，刘为尧后，以舜代尧，以应天命，然而社会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好转（物质决定意识），两个月后哀帝自动取消再受命，成为一场政治闹剧。

汉帝及宗室的自救运动失败了，天下对刘氏失望了，刘歆作为宗室也对汉朝失望了，于是“刘”随着刘歆成就了其好友王莽（王莽自称帝舜后裔，疑古派认为“刘”是刘歆为王莽而打造的，个人并不认同）。于是王莽在精心策划之下得到汉室禅让，“再现”尧舜故事。当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王莽的托古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天下剧烈动荡。王莽利用舆论攀上权力巅峰，结果获得权力以后完全没能回馈舆论的内在诉求，最终身死国灭，舆论也就此反噬，由一时的“禅让”美名变成千古的“篡位”骂名。为求实现政治学术理想而不惜背叛汉室的刘歆，最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当然巧合的是，刘歆当年为避汉哀帝名讳欣而改名秀，结果真正实现“再受命”的也叫刘秀，这就是光武帝，而光武帝称帝前所利用的舆论是“汉为火德”，自然建立东汉以后也就延续使用了“刘”，《汉书》作为东汉官方认可的史书必然需要加以记载。“刘”事实上也影响了后世长期爱搞“禅让”戏的风尚，直到蒙古人看不上这套自欺欺人的理论，明清两朝官方层面也延续这种态度。

廓清“刘”的由来以后，我们就要更深入揭批“刘”的荒谬。当然咱们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打算，往后会徐徐道来。这里的重点是黄帝，为什么“邹”不像“刘”在黄帝与夏禹之间有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呢？缘故即在于“邹”是暴力革命的逻辑，而“刘”需要“尧舜禅让”且视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各为一个独立的正统朝代。

暂不论黄帝、少昊、颛顼、帝喾等，只论尧舜。帝尧的国号是陶唐氏（简称唐），帝舜的国号是有虞氏（简称虞），国号既然不同，我们按照常理会断定唐尧和虞舜为两代，这也是儒家学者的想法。“邹”显然不把尧舜当作两代，而是直接在禹之前提及黄帝，那么禹之前是什么朝代呢？上古“禅让”之事，除了尧舜禅让，在我们的常识中还有舜禹禅让，也即禹之前是虞舜，古书也有“虞夏商周”的表述。如此便有两大疑问：一是“虞”之前明明还有“唐”，可是按“邹”的观点，夏朝前代建立者既非虞舜，也非唐尧，而是黄帝；二是“邹”的逻辑既然是暴力革命，那么舜禹禅让似乎就说不通了。

癸卯年(2023)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关于第一个疑问，这里暂且给出结论，往后会深入加以说明，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认为的“五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谱系尽管存在问题，但此“五帝”确实出自一个家族，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皆以黄帝为先祖，尽管国号不同，但在先秦时人的观念里是被视作一个朝代的，这就是“虞朝”或者“虞代”，黄帝是“虞朝”建立者，唐尧也属于“虞朝”，“虞朝”绝非虞舜一代而亡，“邹”所提及的黄帝、禹、汤、文王所获之德，其实就是“虞夏商周”四代之德。关于第二个疑问，明确表明邹衍并不认为存在舜禹禅让，且认为虞夏更迭也是暴力革命，这也是该系列所要探讨的其中一个议题，这里暂且不表。

当然“邹”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在征兆上与《国语》存在差异。《国语》中认为夏人兴起的征兆是“融降于崇山”、商人兴起的征兆是“梼杌次于丕山”、周人兴起的征兆是“鸑鷟鸣于岐山”，看起来不存在五德终始的痕迹，邹衍所言的那些征兆当不如《国语》的版本来得原始。但不可否认，“邹”远比“刘”更贴近于先秦时人的历史观念。至此，我们最后谈谈在《左传》中的一段相关表述：

前面我们提及汉哀帝再受命时，就已提及“陈为舜后”，“陈”指的是周代的诸侯国陈国。这段表述是周太史用《周易》为陈厉公之子陈完占卜算卦所得的预言，当然这显然并非实录，而是战国时人的“造假”，但对“陈”的历史所言非虚。这段记载表明“陈”简要的先祖谱系为：颛顼→幕(首以“虞”为国号的虞幕)→瞽瞍→舜→遂→胡公(陈国开国君主陈胡公)。

“陈，颛顼之族”也就说明帝舜是帝颛顼的后代，而帝颛顼从来毫无疑问的被认为是黄帝后代。公子完为避祸前往齐国，日后其后代实现田氏代齐。齐威王所作器物“陈侯因齐敦”表明田齐仍自称“陈”，并且在此器物铭文上，齐威王称黄帝为高祖，与文献已然形成印证。

如此看来，“虞帝”所指涉的范畴绝不止虞舜一人，而是可以包括太史公认为的“五帝”。《五帝本纪》事实上就是《虞本纪》，当然太史公为儒学所蒙蔽，并不清楚这一点。自战国以来，太多东西在新的权力运作体系中成了糊涂账，而真正能改写历史的，绝非一茬又一茬更新迭代的胜利者。胜利者是无法为所欲为的书写历史的，除非他是全人类永远的独裁者，不然其篡改之处迟早会被披露。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假难辨，不辨真假，终究不是因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人的问题，被动接受所谓常识而不明出处源流的受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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