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二年(1807),叶名琛生于湖北一书香世家,其父经营草药生意,家境殷实。
时值中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夕,青年叶名琛因文采名噪一时,道光十五年(1835)考取进士,三十一岁上任陕西兴安知府。
接下来,清室历经虎门销烟、鸦片战争、战败开埠后一落千丈,而同期的叶名琛顺风顺水,在云南、甘肃等内陆省市锻炼一圈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擢升广东巡抚,开始在国际政坛露脸。
能任职广东的,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到任次年(1849),英国人提议进驻广州经商,叶名琛便找来大量群众围观抗议,洋人望而却步。事后道光说:“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并封他为一等男爵。
到咸丰时期,无数地方官因镇ya太平军不力遭到革职,叶名琛却成功消灭了省内拜上帝会残余势力,诛杀叛贼数万。
保住广州,就保住了钱袋子,清廷进而封叶名琛为体仁阁大学士,让他名义上进京履职,实际兼任两广总督,留守广州。
作为汉人,叶名琛仕途之顺可谓罕见。
亚罗号事件
在清朝,两广总督完全可看做是财政兼外交部长,通常会面临太多突发状况,比如“亚罗号事件”。
这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件“小事”。当时,清方扣押了一艘执照过期的英国商船及水手,这事在全世界每天都有发生,通过协商不难解决。
然而英国人这次出奇强硬,借机要求道歉、赔礼,甚至开埠。叶名琛只答应放人,合乎情理地拒绝赔款道歉,英方恼羞成怒。
咸丰六年(1856)九月底,英军突然闯入珠江,炮轰广州沿海各处炮台。
枪响时,叶名琛正在出席武乡试,闻讯后说:“没事,晚上他们定会离开。”同时命水师不准还击。
次日炮轰继续,总督行事照旧。
再一日,英军已经登陆并占领了炮台和商馆,叶名琛仅是下令终止贸易,依然拒战,拒开城门,更拒绝任何谈判。
英军无奈,开始炮轰总督衙门,至此叶名琛还是没有部署,反倒躲进衙门深处的一座文庙,烧起香来。
显然,他面临着一个比英夷更为棘手的难题。
早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当天,叶名琛就将情况上报北京了,不久获得咸丰密旨:“当今中原未靖,贼氛方炽,岂可轻起边衅...”
中原未靖,意指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以推翻清帝为目的,而洋人只想做生意赚钱,所以咸丰视天国为头号敌人,不愿与洋人结仇。
同时,叶名琛又想起了道光给两广高级官员的要求,即“上不可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
他还想起了林则徐,那个凭销烟一展国威,却开了天大边衅的钦差大臣。
再把道咸二位爷的思想一结合,这人就彻底傻了,寻思要不辱国体,那八成得开边衅,开了边衅又打不过,到头还是受辱...
既要,又要,还要。叶名琛一盘算,得了,干脆在衙门内设一处长春仙馆,供上八仙,甭管夜深人静还是炮火连天,都钻进算上一卦。
一年过去了,他数次得到吕洞宾的指示,确信会有天兵天将下凡打退英夷,同时把捷报递往北京。
这年,英法联军逐渐集结,事件也从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破城之际,巡抚柏贵曾自作主张派人议和,而那人又绕回来请示叶总督,被断然拒绝。
秉着“上不可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的信念,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直到广州沦陷,英军大摇大摆地进入帅府把自己逮走。
这出空城计,空的竟是脑袋。
叶名琛被英军带走
咸丰七年(1857),叶名琛被英人带上了一艘名为无畏号的军舰,据《香港纪事报》:“军舰上所有军官都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也会向他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
敌方的善意带来了假象,使他估错了目的地。
有个随行汉人看不下去了,以手指海让他自尽全节,可他自信地说:“不是我怕死,眼下我就要去英国面见女王了,到时要和她当面对质,问她为何无端起衅,再晓以大义。”他还写诗自比苏武、文天祥,以示自己“不辱国体”。
五十天后,军舰抵达印度,叶名琛在加尔各答遭到了非人待遇,印度人让他身着大清朝服,头戴三眼花翎,整日坐在一个玻璃房中供人观看,还卖起了门票。
在意识到自己去不了英国后,叶名琛便开始绝食,临终前感叹:“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次年,当他的尸体被送回广州时,清廷对此却极为冷淡。
原来,咸丰怕他在外惹事,就早早以“办事乖谬”的罪名将其革职,对外宣称叶名琛只是庶民,立场不能代表大清。于是乎,民间开始盛传叶名琛误国,百姓称他“六不总督”。
笔者认为,叶名琛误国是一定的,正因他的过失,联军从广州一路打到北京,使皇帝被迫逃往热河,最终崩逝,这个罪责放在任何朝代也是极重的。
不过,如果连一个顶级知识分子,前期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之人行事尚且如此,恐怕就不是个人问题了。
上不可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好嘛。战,开边衅;和,签条约辱国体;守,守不住,先开边衅再辱国体;死,不着急;降,辱国体;走,辱国体,更辱自己。这“六不”乍一看十分强硬,再细品,它根本就是一种不知所措的表现,心里想着“我全都要”,实际上却啥也干不了。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早晚会尥蹶子,踢伤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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