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朝代不断更替的宿命

用大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历史，古代的中国史仿佛被一种宿命支配，始终无法避开朝代的更替。自秦以下，郡县制下的农业帝国，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是基本上本质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也就是说，只是在同一水平线更替，并没有用一种更优秀的制度取代落后的制度。为什么朝代总是无法避开循环更替的宿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古代历史中的乱世和治世的间隔出现，也是让人迷惑的一种现象。春秋战国之乱，带来了秦汉的统一，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带来了隋唐的统一，五代十国的乱世带来了宋的统一。不知道是不是秦开启了一统天下然后短命的宿命，隋朝也步入了秦朝的后路。结束乱世的朝代，仿佛无法善终。

生产资料所引发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生产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以土地问题一直是对帝国命运走向影响最深远的问题。秦对土地的激励作用是废井田，开阡陌，也就是废除了之前的土地公有制，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开始私有后，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毋庸置疑的，秦能够崛起，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沿袭了秦的土地政策。而本来帮助秦兼并天下的制度，也在最后对统一的帝国形成了反噬，因为地私有带来了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

如果去对比古代和现代社会的区别，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古代和现代社会对产业的重视是完全相反的。按照现代社会的产业划分，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现代社会中对经济拉动作用最大的是服务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农业。但是在古代，完全相反。古代最重视的是农业，由于古代没有工业，姑且以商业替代工业，而对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是最不受重视的，古代的第三产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为奴为婢的一些人。

古代时期，农业国家的属性，导致了国家的税收基本上以土地为基础开展，这导致了国家会更重视土地生产，也就是重视第一产业，而对不能贡献税收的第二、第三产业就相对不重视，也导致了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后。商人不但地位低，还祸及子孙，在一些朝代，商人之子都不能参加科举。于是对有资金的商人，一旦财富积累，就会兼并土地，向地主转换身份。这导致了土地兼并需求方旺盛。

而对于原本有土地的自耕农，农业一向是脆弱的行业，靠天吃饭，灌溉系统、保险系统不发达的情况下，歉收导致的困境就会非常普遍。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出售一部分土地，换取收入，度过难关。而这种出售大部分是因为系统性风险，导致土地出现集中供给，这也会大幅度降低价格，有利于商人或者本来的地主收购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逐渐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就成了佃户，也就是只能租赁土地耕种。还有一些自耕农直接离开了土地，变成了奴，为奴为婢，进入了第三产业。

从朝廷的角度，税收一般以土地为单位计收，土地被集中在地主阶层，也更容易增收税负，只要找地主即可，所以朝廷也是乐于看到土地兼并。但是，随着土地的逐渐集中，带来了财富的集中，地方上的地主阶层实力逐渐强大，慢慢就强大到可以和朝廷讨价还价的地步。就开始逐渐影响朝廷的走势。比如在东汉，强大的地主阶层组建向门阀过渡，并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的门阀zheng治。而这种门阀的zheng治最后还要在唐朝武则天手上才解决，对付完了对唐朝历史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陇集团。

当不断有自耕农出售土地变成佃户，或者变成奴时，会更容易破坏原有的以宗族为核心的稳定社会结构，社会的流动性加大，这也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流民的增加为反朝廷武装提供了大量兵力。特别是当地主阶级也开始成为发朝廷武装时，有钱有粮，加上流民的集合，对朝廷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

基于私有制度下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朝廷、地主、农民等几方身份在能力上的不断变化和相互影响，并改变了朝代的走向。当然，中间还穿插着来自北方的外族影响，导致朝廷的更替。

西汉之亡于王莽，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兼并导致的，王莽已经意识到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的危害，王莽给的解决办法是回复过去的井田制，但历史已经证明不行的东西，再次拿出来，肯定也是不能够改变现状的。王莽的改制证明了私有制土地兼并带来危害，但过去的公有制土地，也无法决绝难题。于是土地兼并问题，成了帝国的恶疾，一种隐藏在帝国身体内的恶疾，在某一个时刻，累积的病毒发作后，就会要了帝国的命。

现代社会，生产资料已经不完全是土地，资本成了可以与土地并驾齐驱的生产要素。我们国家实行的土地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存在。但资本的兼并成了新的问题，这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国家一直在打击资本无需扩张。历史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过去在土地上遇到的问题，只是换了一个载体，在资本上重新出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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