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敌对势力大致有五类。
其一,鞑靼是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后裔于草原建立的政权,终明一代,其族人逐年南迁形成漠南蒙古诸部,明朝空废大量军力财力,最终为满清做了嫁衣。
其二,满清是女真后裔,元灭金后他们散布于东北,后成为明朝藩属。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皇太极又统一漠南蒙古,俨然成了明廷大患。
其三,日本于元末分裂为南北朝,后来南朝灭亡,其臣子流入海中成了倭寇,时而掠劫中国沿海。万历时明日战争爆发,明朝惨胜收场。
其四,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西方势力悄悄登陆,经几次小型海战,他们得以在沿海开设洋行,因影响较小,明朝始终采取宽容政策。
其五,以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流寇四起,其势焰迅速渗至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明廷疲于招架。
上述五股势力,在明朝可分为两大类。前四股为一类,极其重要,第五种单算一类,相对次要。
这种类比,还要从明初说起。
蒙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次月,他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北伐,八月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任何王朝的建立都得有个名分,或称正统性。先看宋朝,赵家的崛起建立在消灭一众汉族割据势力,所以他们屡屡与契丹、女真、蒙古等蛮族妥协,仿佛名正言顺。在这点上,朱家以赶走蒙元游牧民族立国,故若想获得百姓拥戴,唯有持之以恒。
因此,明朝皇帝们都以光复华夏而自豪,以驱逐胡虏为己任,动辄出兵讨伐。
太祖生前十三次北伐。成祖迁都北京守国门,并死在第五次北伐途中。英宗遭俘也没有投降。北京保卫战时,代宗也是冒着城破被俘的风险拒绝迁都,君臣携手赢得胜利。
不见割地赔款,没有和亲纳贡,在如此强势的政策下,明代来华朝贡国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均为历史之最,像日本这样自唐末与中国断交五百年的国家也派来了使者,甚至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据《明史》,明代来华朝贡国共一百一十九,遍布世界!
“計明初封略,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南北一萬零九百四裏…嗚呼盛矣!”
-《明史•地理》
上述各国,正属于开头所列前四股势力,以明朝视角,他们皆是藩属或蛮夷,可归为一类。
不过从嘉靖(1521)开始,所谓“南倭北虏”实则已成常态,而朱家始终坚守着“华夏正统”的担当及自豪感,孰不知,它已悄悄化为全民意识形态上的枷锁,成了禁忌。
天启七年,亦是后金天聪元年(1627),这年明熹宗驾崩,其弟朱由检继位,皇太极围攻锦州、宁远,不敌明将袁崇焕。
对朱由检来说,“宁锦大捷”绝对算开门红,着实为自己的中兴大梦增添了动力。崇祯元年(1628),他第一把火就除掉了宦官魏忠贤及其阉党,他的勤勉,时人称“汉唐以来良所稀见”。
但好景不长,同年陕甘地区出现聚众作乱的饥民,有人自称“闯王”。
关外还是腹地?取舍还是兼顾?注定成为崇祯朝的首要议题。
起初,明军对流寇和满清分头出击,也颇有收获。
转折点发生在崇祯十一年(1638)。此前,高迎祥部已被孙传庭击溃,张献忠、李自成也连败于洪承畴,流寇几乎肃清,但这年,小撮清军突然杀至山东,崇祯急招孙、洪回京勤王,给流寇留了条活路。
东一锤子西一棒,这第二个转折点跟着袭来。
从崇祯十四至十五年(1642),大明松山、杏山、锦州三个据点先后失守,洪承畴、祖大寿相继降清,山海关成了最后防线,守将叫吴三桂。
不过事实证明,真正的转折却不在关外。
“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議紛更。”
-《崇禎長編》
刹那间,崇祯头一次有了妥协的打算。
中兴,在皇帝眼中不过是重现祖宗“万邦来朝”的景象,而若妥协于满人,就有悖于“万邦”的期待,这是底线。
但现实很残酷,明军大概是打不过八旗,那边流寇又卷土重来,如何取舍显而易见。
满人是游牧民族,人口军力都远弱大明,就像嘉靖朝的庚戌之变,俺答汗只在京郊掠劫一番便去了,他们缺乏掌控中原的野心和自信。而流寇则不同,尤其头领,一旦示弱必遭秋后算账,所以只能一杀到底,直至推翻明朝。
攘外必先安内,当时,崇祯无意间得知兵部尚书陈新甲曾私下与满人议和,他便顺水推舟叫他来问询,后者以为要问罪,谁知旁边有太监说:“若真能议和,有何不可?”
毕竟见不得人,崇祯就让陈新甲暗中主持工作,不得走漏风声。
半月后,密报从前线传回兵部。
负责议和的是兵部职方马绍愉,一回京,他就直奔上司陈新甲的府邸汇报工作。
这临了,俩人谁都没有留意书桌上的密报。
当晚,一书童走进房间,就误把密报当成老爷审过的塘报,按府中规矩,他立马找人誊抄了数份,天亮前已送至六部衙门。
明代,凡递至兵部的文件称塘报,兵部尚书阅后要送各部传阅,于是乎,士大夫们得知要与蛮夷和谈就集体炸了锅,弄得崇祯是既惊讶又尴尬。
“我大明怎么能与蛮夷议和?”
“何不与贼决战?”
“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
事已至此,崇祯只好问责陈新甲,谁知对方不背这锅,暗示议和乃上边的意思,还称自己立了大功。
崇祯这就来气了,心想你本是有功的,可现在连朕都成罪人了!盛怒下以“丧权辱国”的罪名将陈新甲捉拿下狱,又碍于舆论压力,两月后斩首。
这期间,当然有人站出来说话,他们坚持议和乃大明唯一生路,就算牺牲陈新甲,也要另派人去前线,务必保住议和成果。
但在祖宗和民意面前,崇祯显然力不从心了。
满人苦等明使不来,便于年底发起了总攻。中原方面,李自成在连陷洛阳、南阳、开封等地后,已不能再称其为流寇,而明军依然两路出击。
由此可见,陈新甲事件乃明末最大转折,事后,亡国仅是时间问题了。
说到祖宗,朱由检的爷爷朱翊钧有个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指的是明朝对西北、西南边疆外族,以及侵朝日军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三战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却也耗尽了国家财富。
不过最遗憾的,是战争让本已模糊的意识形态再次鲜明起来,高层被荣耀冲昏了头,以致对辽东女真放松了警惕,任其坐大。
与其他末代皇帝不同,崇祯在位十七年远不算短,他不仅握有实权,也有改革变法的机会,但不知怎么搞得,一些最基本、透明、显而易见的选择,在他看来都没得可选,以致死前感叹:“朕非亡国之君。”
所谓精神内耗,就是关键时刻上下形成的一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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