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左宗棠》,我又拿起了《曾国藩》。可以看出,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该书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称得上是一本好书。
曾国藩与左宗棠有很大的不同,左宗棠年过不惑仍为一举人,而曾国藩三十七岁即官居二品,可谓平步青云,即使没有后来的创湘军,办洋务,也能位极人臣。但若如此,曾国藩也就难以留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名声了。历史的天空确实有无数颗星星,但是为人所熟知的不过有数的几颗而已。身在中枢的曾国藩一直有着建功立业的抱负,而在其施展抱负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慎”。如果说左宗棠是自负偏激,锋芒毕露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瞻前顾后,低调谨慎。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环境造就。帝后猜忌,同僚掣肘,任务艰巨,包袱较重使得他每一步都如临渊履冰。他明明想做个郭子仪、李泌似的人物,却又担心办不好团练,担心旁人指摘他有亏孝道,迟迟不肯出山。既办团练,又绝不肯称“湘军”,只叫“湘勇”,与左宗棠上来就自称“楚军”形成鲜明对比。金陵初克,为免慈禧猜疑,又主动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个“慎”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二是“韧”。所谓“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韧不拔,屡败屡战,终成大业。曾国藩和刘邦很像,在军事上的能力算不得一流,同时代的左宗棠、石达开、李秀成等人在军事上的才能都要胜其一筹。败于靖港,困于江西,损于三河……曾国藩的败绩不胜枚举,但每次失败之后都能重整旗鼓,再度与太平军交战,志性之坚韧可见一斑。二是忍让克制,和血吞牙。晚清官场,嫉贤妒能者有之,因循守旧者有之,贪生谋私者有之,与这些人共事,难免出现不愉快,曾国藩何尝不委屈,但是他能够从大局出发,眼里揉沙。这也是他和左宗棠的另一个不同。
三是“明”。所谓“明”者,一为识人之明,二则识势之明。想要成就一番大事,单凭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曾国藩自知在军事上存在很多短板,因此十分注重网络将才,招揽幕僚,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岳斌、曾国荃、赵烈文……一时间,湘军之中群英荟萃,这又与刘邦善用“汉初三杰”如出一辙。甚至对于兵勇,他也会从五官、皮肤、说话等方面判断是否是一个好兵。至于识势,则是指对于朝廷局势、天下大势的把握,明白朝廷局势就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知道天下大势他才会兴办洋务,图谋自强。
四是“狠”。慈不掌兵,自古皆然,因此曾国藩的另一面则是其狠辣。初办团练,他便在巡抚衙门旁边开设了“湖南审案局”,实行严刑峻法,大开杀戒,得名“曾剃头”。对于可能是蒙冤的秀才林明光,曾国藩则声称:“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后来,为严明军纪,他挥泪斩杀金松龄,为顺利裁军,他又砍下了韦俊的人头……曾国藩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传人,另一方面也是法家学说的继承者。
五是“勤”。曾国藩的“勤”表现在为国勤,为家勤和为己勤。为国自不必说,作为一军统帅、一方疆臣,千头万绪系于一身。对于家庭而言,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举例而言,他身在军中,还不忘给儿子命题,让曾纪泽写完寄到军营,他批阅后再寄回;曾国荃开缺之后,曾国藩挑选历代著名奏疏,详细批解,赠与九弟。所谓为己勤,也就是自我要求严格,战事之余,他抽空编辑了百万字的古文选本;病逝前夕,他依然颤巍巍地记下当天的日记。
自古英雄都难以摆脱凄凉的晚景,曾国藩亦是如此。太平天国败亡之后,曾国藩人生的顶峰也就过去了。北上剿捻,徒劳无功;处理教案,名毁津门。他以为平定了太平天国,国家就会中兴,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强大,更难对付的西方列强,他感到国家命运堪忧,中兴大业无望。在一片无奈中,撒手人寰。
无可奈何花落去,黑雨滂沱送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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