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的那些“讲礼”与“不讲礼”

华夏是礼仪之邦，这个口号一直喊了几千年。但是，不论是今世还是历史，现实还是文化创作，我们发现屠sha、阴谋、强夺等非礼之事充斥着视线。那么，华夏之国究竟讲不讲礼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讨礼的含义。我认为，最好概括礼的一句话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家庭伦理为基础，逐步扩大这种父子、兄弟的关系，官民，君臣是父子，讲求服从；同级是兄弟，讲求和气；各个身份在这种伦理框架下的行为准则也应运而生，如果准则都遵守了，社会也就达到了平衡。所以，礼是对应身份和关系的行为准则。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要想评判一种植物的强韧，必然要使其在恶劣的环境下。同样，要探究“讲礼”与否的问题，就要在不安稳的年代观察。正好我最近开始读《左传》，就以春秋中的故事为探讨素材吧。

首先，不论战况如何，不论冲突怎样，“礼”在明面上是要讲的。鲁桓公五年，周王，也就是礼中的正统，和郑庄公起了冲突（原因不知）。于是，周王召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凭借攻击薄弱点的方式打退了对方，并且还射伤了上阵的周王。这个节骨眼，郑国的将士提议继续进攻，但是郑庄公拒绝了，说不能凌驾于周天子之上，不但没有继续进攻，而且晚上还派人去慰问周王。原文是“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损，多矣”。

这里可以看到，作为诸侯，郑庄公哪怕在受到攻击、有机会反攻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以礼相待。我认为不进攻是利大于弊的，不说舆论如何，进攻周王没有意义，难道郑庄公要取代周王吗？反而会耗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在利弊的前提下，郑庄公语言的逻辑还是属于礼的。首先，对于郑庄公这个阶层，即“君子”，的人来说，对人不能过多凌驾（多上人）；然后，要对周天子要更为尊重；保护社稷是责任（诸侯的行为准则），责任依然没有受到破坏；所以，进攻的事是过度的（多矣）。

所以，哪怕是在战争的情况下，人们也是“讲礼”的，语言逻辑等主观表现出来的言行都是在礼的框架之内。

但是，就算郑庄公真的是出于礼而不进攻周王，实际上不“讲礼”还是主流。

鲁桓公二年，宋国大夫督杀死司马，即孔子的祖先，宋王怒，于是督为了保命就把宋王杀了。虽说是宋国的内政，但是按照礼，各国不能坐视不管，要帮助宋国（平级互相帮忙的准则），惩治奸人，另立新王。所以四位诸侯会面，商议评定祸乱。但是，这位大夫先是立待在郑国的宋公子为王，向郑国示好；然后，用大鼎贿赂鲁桓公，也贿赂其他几个君主。诸侯就不再追究。这其中礼不复存在。

更为严重的是，鲁桓公收受大鼎后，臧哀伯从不能僭越（大鼎不合礼）、来源不光彩和社稷三个礼的层面进谏，不能用这个大鼎，但是哪怕仅仅表面功夫，不涉及核心利益的事情，作为周公的后代，鲁桓公不听劝，继续用。

鲁国是最讲礼的国家，一方面君主是周公的后代，一方面各种礼仪礼器保存得最好，孔子对此表示赞许。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君主却连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贪图虚晃的大鼎，弃礼于不顾。

所以，礼的约束力是没有的。人大多是逐利的，然而礼没有约束力，那么当二者哪怕有一点冲突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一定是不“讲礼”的。

因此，春秋时代人们只是表面上做做礼的功夫，实际上根本“不讲礼”。

道德经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如果本来就有，想要恢复情有可原；如果本来就没有，还讲着要恢复，恐怕只是另有所图吧。

作者：王天一 公众号：天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