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来临了，草长莺飞，花红柳绿。各大公园绿地踏青赏春的游人又多了起来。
上海的公园各有特色，比如静安雕塑公园和大宁灵石公园，春季由成片的郁金香装点，色彩鲜艳；徐汇的漕溪公园有着深厚的牡丹文化底蕴，典雅高贵；还有80年代种下了百余棵樱花树的鲁迅公园，繁花似锦，落英纷飞。
但要说最特别的，可能还要数沪东杨浦公园。
上世纪，杨浦公园与和平公园的特色
是可以喂动物
事情源于豆瓣上一个拍“隐字”的活动发起。
在城市拆迁重建过程中，有时会露出过去的手写招牌文字，被称作“隐字”。它们隐藏在城市的缝隙中，有幸重见天日之后很快又会被抹去。
有人在杨浦公园湖堤岸发现了不少“隐字”，看上去极不寻常——它们源于一块块墓碑。
一、湖岸边的碑文
上周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乘着8号线来到黄兴路站，步行没多远就是杨浦公园了。
由双阳路正门进入，沿主干道步行几百米，便能望见公园里的“愉湖”。本以为九点半已过，公园晨练告一段落，不想湖边依然传出热闹的音乐声，成群结队的老年人跳着广场舞。
这湖并不小，屈曲环绕，可以说是占据着整个杨浦公园的心脏地带。据说公园的整体布局是模拟了杭州西湖景观，在愉湖中央能看到如同西湖一般的“三潭印月”。
带着明确目的前来的我，并不太关注景致，而是一心记挂着沿湖边观察，究竟地上哪块石砖上有字。
行至外湖东塘南岸的碧水榭，亭边一块带有圆形图案的怪石映入眼帘，我知道自己接近答案了。
由此向东，贴着湖岸，零零落落刻有中文或英文的石砖一直绵延下去。诸如“赐伊永安”、“永光照之”、“息止安所”的字样，揭示碑主大多都是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1920年代。
只言片语组成典型的碑后文：
望主赐伊永安，而已永光照之，息止安所
而湖边的西文碑石，“R.I.P”是最显著的碑文，清晰表明了来历。这三个字母缩写来源于拉丁语“Requiescat in pace”(REST IN PEACE)，中文意为“息止安所”，是天主教葬礼的祈祷词。
这些墓碑原属于谁？碑石又怎会散落于此？一段字迹清晰而完整的碑文，给出了一些答案。
翻译一下，这位名为LAI ROSA的墓主，1922年2月9日凌晨两点病逝，享年74岁，落款为其子——Francis Zia。
大家或许想不到，这位Francis Zia是一位有百度词条的先生。
他原名谢福生，广东人，生于山东烟台，曾于上海从事文化新闻事业，英文造诣极深，历任申报、大陆报等报刊记者、商会秘书等职，在民国很多报纸里面都能看到他的文章。
谢福生曾任上海总商会英文秘书，只要有英美人士来上海演说，都由他同步口译。
1919年，商务印书馆为谢福生定月薪200圆。以当年上海的生活水平来看，这样的薪水已是上中等待遇，可见谢福生为当时难得的人才。
只可惜1935年10月4日，年仅47岁的Francis Zia因患脑膜炎病逝，留下3子3女。
根据讣告所写，谢福生逝世后，被安葬在了高郞桥天主堂公墓。这高朗桥又是哪里？
在长阳路兰州路上有一座桥，官方名称是长阳路桥，而民间则习惯叫它高郎桥(也有“高朗桥”一说)。
从地图上看，长阳路与双阳路距离并不算远，如果说这些碑是从高朗桥天主堂公墓迁来，也并不算奇怪。
但这就需要认真追溯一下杨浦公园的历史了，为何这座公园会将大量的墓碑用来作为沿湖砌石使用？
二、墓碑从何而来
早在2012年，《青年报》曾对此事进行了探访报导。
家住双阳路的陈先生通过“市民热线”反映，杨浦公园湖边有一块岸堤上隐约刻着墓志铭。
疑惑之外，他更感到不安：除了明确能看到碑文的石砖，这一带可能还包括许多反面朝上的墓碑，不知情的游客踩在上面、坐在上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经过考证，记者还原了杨浦公园的建造历史，试图解释这一切。
上海市区原有三大墓地，控江地区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杨浦、虹口一带形成了一个教会，现在杨浦公园不远处的惠民路上就有一个天主教堂，人们在教堂周围兴建学校、医院，附近地区的人死后便被安葬在教堂边上，杨浦公园附近有墓地并不意外。
并且，上世纪20年代正是这一地区规划成熟的时候，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墓碑上出现的都是1920年代过世的人。
根据地图显示，解放初上海共有4个犹太人公墓, 分别坐落在今天的惠民路、定海港路、黄陂北路和番禺路。1958年，上海政府将所有外国人的墓地重新安置到位于上海西郊的青浦区徐泾镇的一个国际公墓里。但这个公墓在WG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墓地荡然无存。
杨浦公园的园址最早由农田、池塘和零星坟地组成，其中有北马桥、卢家门、王家宅基等几个小村落。
1952年以后，附近地区陆续建起了长白、控江、凤城、鞍山等新村，为给周围居民提供一个游憩场所，便决定在这里建造公园。
1956年开始，首批征地12.47万平方米，1958年伴随着公园扩建，再次征地6.47万平方米，随后多次开发不断扩大范围，直至如今的21万平方米之多。
墓碑所处的“渝湖景区”于1960年左右建成，据此推断，这些墓碑应该也在此时被修筑于其中。
只可惜时间相隔太长，当年的管理人员早已退休或去世，连老职工也记不清墓碑究竟是从何处来。并且当时的修筑工程乃是全民动员，就地取材，于是造成了现在这般“错乱”景象。
奇怪的是，根据园方检查，墓碑全部集中在中心湖的南侧，其余三个方面则一块都没发现。
有人大胆推测，当年附近居民或许为造公园不得不迁坟，但为了纪念祖先，把墓碑留在一个“面南背湖”的“风水宝地”。
事实上，以双阳路1号门来看，建造于五运的杨浦公园为卯山酉向。五黄令星到山到向，生入克入为旺。向首朝水，当元即发。坐山龙身宜正，可主旺丁；如若坐空，则丁口欠宁。
中宫三七五凶星丛聚，七运入囚后即化为煞气。偏向公园中心的湖边一带，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大吉之地”。
并且，微博上有关杨浦公园的打卡分享中，不止一人提到，愉湖湖水浑浊，亟需治理。
经典风水书籍《博山篇》主张：“寻龙认气，认气尝水。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其色白，其味清，其气温，主中贵。其色淡，其味辛，其气烈，主下贵。苦酸涩，若发馒，不足论。”
水体受到污染，死鱼泛于湖面，显然也谈不上什么好风水。
三、孤独的灵魂，何去何从
几经徘徊在岸边，我企图找到更多线索。也许因为反复蹲下来拍照的举动看上去略显异常，引来溜达的爷叔也走上前来围观我究竟在找些什么。
一个世纪过去了，有些石头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还有一些面上虽无碑文，但凭借形状仍可推测应是文字面朝下。甚至听居住在附近的老一辈说，在湖下还躺着好多墓碑。
民间有说法，用老坟碑铺路搭桥是一种传统。因为碑石都是上等用料，等旧坟年代久远没人在乎时，便被顺去重复利用。讲究点的地方，只是将文字面反过去铺，让人看不出来罢了。
至少在江南地区，一些铺路的条石基本来源于石质建筑构件、墓碑、神位碑、界碑等。
在西方，“先有公墓，再有公园。”墓地安置在公园，或将公园和墓地融为一体，是常见的做法。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这样的组合在国内很少出现。况且拆下别人已经造好的墓碑当作石材使用，终究让人觉得不妥，难以从情感上接受。
然而在上海的公共地标诸如公园、绿地、甚至是校园里发现墓碑移作他用，却并非稀事。
2018年探秘交大时，我们曾在包图前的湖边发现了用于铺路的石碑。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中部偏东的和平公园与黄浦区南车站路的蓬莱公园，据说也有类似情况出现。而诸如霍山公园、静安公园的前身，分别是犹太人公墓、外国坟山，更是标准的“坟头改公园”。
霍山公园中心，有一块雪松环抱的“犹太难民纪念碑”
图片来源于“文化虹口”
这背后当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1842年上海开埠后，大量洋人涌入上海淘金，一些人客死他乡后，要按照西方人的习俗安葬成为问题。
旧上海有“外国坟山”约10处，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不少“外国坟山”已位于市中心。解放以后，侨民相继撤离上海，那些“外国坟山”就成了“无主坟地”，因无人管理而成了乱坟岗，于是由政府的主管机构实行迁葬，统一埋葬。
80年代后，不少外国游客返沪，希望了解自己祖辈曾经安葬的墓地在哪，以及这些墓及尸骨是如何处理。
山东路的外国坟山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是否也有人几经辗转回到杨浦公园来认领那些墓碑？10年前《青年报》就已经发现了湖堤边不寻常的这一切，园方又为何没有相应作为？
据公园管理方说，这么多年过来，还没有出现过任何来认领墓碑的人。这些墓碑不属于文物范围，所以也没有收到过上级部门要采取保护的通知。
一是因为历史原因，园方无能为力，二是因为公园管理方只是执行单位，是否要采取措施，得要听上级部门绿化管理署的指示。这样一来，墓碑河堤目前就处于没有任何相关部门愿意接手的境地。
春风又绿江南岸，游走在杨浦公园，我发现这里几乎被“老年团”承包。唱歌跳舞、下棋舞剑、打太极、吹萨克斯……各类文娱活动应有尽有。
来这里游园晨练交友、组织活动的许多老人，从小就住在附近，也从小就跟着父母来公园玩耍。对他们而言，杨浦公园是承载着诸多珍贵记忆与情怀的地方。只是谁能想到就在他们簇拥欢笑的十几米开外，有着太多他人“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湖堤往事”对于很多人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必然慢慢消失，而那些碑上曾经存在的历史也就随之被抹灭。我想，他们至少应得到一点尊重，被更多人纪念并为他们祈祷。
杨浦公园，一块砌进湖堤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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